石头爷爷看到这只又大又肥的大老鼠时很高兴，他接过来之后拿把小刀子，把老鼠嘴上割开个小口子，三下五除二，很麻利地就把皮扒下来，然后开膛把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就扔到小锅里了。这个过程前后不到两分钟，看来他很熟练了。中午，我路过他家门口时，他非要拉我去吃老鼠肉不可。我说：我不敢吃!他说，没事，我去年前年就吃过，今年吃了好几顿呢。说着，他非常热情地拿了只老鼠的后腿，蘸了点盐面，一边往我嘴里送，一边说：“你尝尝，你尝尝。”我实在推却不过，只好撕下一块肉放在嘴里。虽然没觉得有什么难吃的异味，但怎么也咽不下去。石头爷爷看我放在嘴里之后，回过头来指着锅里的汤说：“你看，还有油花呢，这只老鼠可真够肥的。”趁石头爷爷没注意，我把嘴里的老鼠肉吐到手里，然后偷偷扔掉。回到住处之后，虽然没有吃进去，但也感到恶心，险些吐了。我想，这并非肉有什么问题，而是确实不习惯，说实在的也还是没有饿到那种地步。

    万名下放干部是中央国家机关抽调的，是从北京去的，是毛主席、党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之前，思想工作做得很深，要求很严，特别强调要反“五风”，不搞特殊化，要同农民实行“三同”。中央领导在动员会上把农村问题的严重性、生活条件的艰苦，都向大家作了介绍，号召大家要做好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要准备掉肉，甚至牺牲。毛主席在为万名下放干部所作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

    “三同”最难的还不是住的问题，而是吃的问题。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谓饥荒，营养不良，浮肿病，干瘦病，以至饿死人，都是因为没吃的。我们在北京时是按每人的定量，发粮票和副食品票证的。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1斤（成品粮），其中70%细粮，加上各种副食品，还有蔬菜，基本生活还是能够保证的。然而，我们这次是带着户口下放的，是按当地干部定量供给的。惠民是重灾区，开始我们每人每月除17斤地瓜干而外，副食、蔬菜等东西都没有。每天平均只有半斤多，也就是说每天两餐，每餐平均只有2.85两。每顿饭都是地瓜干面糊粥就咸菜，有时掺点儿棉籽饼面做的窝头，喝开水，根本吃不饱。大家下来时，兜里都带了些全国通用粮票，但按照不准搞特殊化的规定，都不准用，所以我们比当地脱产干部还苦。他们大部分都是守家在地，且不说多吃多占，亲戚朋友也多，有活动余地。所以饿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基层干部很少。县里领导看到我们太艰苦了，要给我们每人补助几斤粮食，大家都坚决不要，表示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刚下去时，因为身体原有的基础较好，吃不饱还能忍受，可是天天如此，顿顿如此，就越来越难以承受了，普遍感到体虚无力。不到一个月，有的身体基础比较差的就开始浮肿了，腿上、脸上一摁一个坑，长时间弹不起来。

    正当大家饥饿难忍的时候，阴历年前，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和社办的许长山同志，代表新华社领导前来灾区看望我们。区委书记满少卿非常了解和同情下放干部，他借此机会把大家召集到区政府来，一来和邓岗等社里来的领导见见面，二来借机为我们改善一餐。大家早饭没吃，早早就从各自所住的村队向公社所在地胡家集走来。早晨田野里空气格外清新，在离区政府还好远的地方就闻到一股好香好香的肉香味。到了区政府，满书记要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吃的是戗面馒头、羊骨头汤，不限量让大家放开肚皮吃饱饭。这顿饭可真是时候，大家正饥饿难忍，也顾不上和社领导说话了。有时社领导问话，大家的嘴里塞满了馒头说不出话来，竟然无人回应，都在一声不吭一个劲地猛吃。没有想到这四个一斤的山东戗面馒头，48岁的老黄龙一下子竟然吃了六个(一斤半)，还喝了两大碗羊骨头汤，真吓人!然而，最高纪录还不是他，而是29岁的于福元。他一顿吃了八个，整整两斤，吃得弯不下腰来，坐在那儿两只眼睛发直，我们真担心他出问题。

    直到40年后，有一次我见到许长山，说起当年事，他还记忆犹新，深有感触地说：“真没想到当年把大家饿成那个样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肿得胖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