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张寿仁已经渐渐清醒了，并且也能够说话了，但这件事他和谁都不讲，别人也不好多问。那天，我去看他，他见到我就哭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我不好直接问他为什么要上吊，只是从侧面安慰他说：“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值得你这样?这是非常错误的，有什么困难或想不通的问题，应当找领导谈。”老半天他才断断续续地说：“老张，我对不起你，实在对不起你呀!”我忙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啊?”他抽泣地说：“我知道你的口粮也不够吃，可你把粮票都给了我们，你自己不够吃，饿肚子，也浮肿了，这不是也害了你吗！你给我们粮票，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不可能解决问题呀，那15斤粮食我们全家3口人，就是熬稀糊糊喝，也只能够喝十来天，可是喝没了怎么办?离夏粮下来时间还长着呢，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想来想去觉得没奔头，不能再拖累别人了，所以我就……”

    张寿仁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认为是因为我把粮票送给了他们，我才得了浮肿病的，他为此感到自责。看来他的自杀还真的同我有关系。于是在我思想中就产生了一些想法，我把自己的粮票送给了他，目的是救济他，结果不但没有救了他，反而导致他要自杀，那么送粮票给他究竟应不应该、对不对?于是我就如实地向公社和下放干部领导作了汇报。人们对此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这是“舍己救人的高尚风格，应当提倡”；有的认为“精神可嘉，但不宜提倡”；有的认为这是“个人行为，无视组织领导的作用……”

    个人拿粮票、拿钱给重病号和重灾贫困农民，在我们下放干部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60年冬天，在胡家集公社时，我们下放干部中就有少数人曾几次把个人的粮票和钱，送给生活最困难的农民和五保户。当时在我们下放干部中就有不同意见。有的说：救灾工作要靠组织靠政府，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个人施舍、小恩小惠行为，不宜提倡”。我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救灾要靠组织、靠政府，要靠群众自救。作为个人来说不应排除，但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有人认为，个人救济品应当首先交给组织上，然后由领导按灾情轻重程度统一分配。但像这种数量很小，又不是统一行动，没有必要再走这个过场。我这次这样做了，但说实在的，原来并没有这样想，而是在临时遇到的非常特殊紧急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一是张寿仁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仓库里还有种子，他有条件去拿，但他没有这样做（当然不应当这样做）；他也可以直接找公社领导去要，但他没有去找。他严格要求自己，饿到那种地步也不去拿、不去要。他想到村里有很多社员和他的情况差不多，如果他带头把种子拿出来吃，群众就会跟着抢。没有种子，怎么生产?要他去找公社要，公社也没有粮食。退一步说，即使还有粮食也是很少，很多队的干部和社员同样困难，凭什么单给他?二是当时正是处在紧急关头，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饿得爬不起来，你叫他去找谁去，怎么可能再跑来跑去?与此同时，再看看孩子们饿得那可怜样子，我心情十分难过，真的感到见死不救于心不忍，所以不假思考地把自己的粮票和钱拿了出来。至于张寿仁他的那种想法，我是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当然他那样做是不对的，好在发现及时，没有造成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