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的高峰期。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一两个人，情况十分紧张，今天这个刚死，人们就议论下一个该是谁了。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竟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里空空如也，只看见一具男尸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来收尸的几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农民，都是街坊邻居，把尸体连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冰封地冻，人们体虚没劲，坚硬的冻土根本刨不下去。没有办法，只好找点浮土压上。这哪里是什么安葬？连土都没入！他们说现在只好先这样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说着，我往旁边看了看，就在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他们说：“你看看那丘子已经是一个来月了，不还是好好的吗?”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可不是嘛，自从到了惠民农村以来还没有看见过一条狗，也没有听到过狗叫声，更没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连个野兔子都没看见过。有的说，这里的活物就剩下一些还喘气的人了。除非发救济品，否则什么会都开不起来。什么生产呀、整风、整社呀，挨家叫都不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挨家挨户“专访”。可是，即使我们这些从北京、从党中央来的，有时也吃闭门羹!

    这一切，是我们在北京时想都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