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的安排。他们计划让总督同中国领导人主要谈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谈香港与广东的关系问题；第二，谈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第三，也是总督访京的主要目的，即趁机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一下香港的前途问题。 
    英国决策者感到前面两个话题都好谈，只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太敏感，需要仔细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了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投资。 
    1979年3 月26日，麦理浩到达北京。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香港回归问题。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在场陪同。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 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声明：" 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小平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提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 新界" 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 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 的内容。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地说，告诉投资者" 放心好了".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年这个截止期限。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深思熟虑：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 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 将保持不变" ，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他再次明确告诉麦理浩" 请投资的人放心".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其实，在会见港督麦理浩前后，邓小平已经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思路是先从台湾问题上打开的。在中美谈判建交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新的构想。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他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宾时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变。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后来所说的" 一国两制" 的雏形。 
    邓小平没有孤立地构思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是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1979年1 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 
    不过，由于香港前途仍然没有真正明朗起来，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搅扰，港人尤其投资者的信心不多久开始发生大的波动。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亲自出马，准备向邓小平再讨一个" 定心丸". 1981 年4 月3 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说：" 我来之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做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子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的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邓小平说："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依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 事后，卡林顿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告诉盼望得到新精神的人们说，邓小平又一次讲" 投资人完全可以放心".这年７月１８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金庸）。 7月的北京，天气炎热，金庸郑重其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立即走上前，热烈地握着的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 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并同金庸及他的妻子和子女合影。金庸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笑呵呵地说：" 对查先生，我对你也是久闻其名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邓小平对金庸也早已熟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金庸《明报》社评他也是知道的。从70年代后期起，金庸在《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便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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