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的胸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1974年5 月24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抵达北京。北京国际机场上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大型横幅标语上写着：" 热烈欢迎英国贵宾！" 这是希思第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任主陪。5 月24日，邓小平率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外贸部部长李强、副外长乔冠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希思。邓小平与走下飞机的希思握手，对客人热情地说：" 我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你表示热烈欢迎。"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会见希思。毛泽东说：" 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 这时，他对希思说：" 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不谈。" 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 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 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 毛泽东对希思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 接着，毛泽东用他那巨人般的手一挥，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说：" 是他们的事情了。" 显然，毛泽东仍坚持维持现状的方针，在有生之年不打算把收回香港列上议事日程，而是把这一使命委托给了比他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 
      希思首次访华那一年，邓小平已是70周岁。按照孔子的格言，"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邓小平此时已经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领导职务，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领导经验，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不可多得的罕见领袖人才。他所具备的卓越领导才能，使他完全胜任毛泽东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1977年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的这次出山，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把他的首次亮相选择在一次由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队进行比赛的足球场现场。就在运动员已经进场即将开哨比赛的时候，主席台上突然爆发了一片掌声。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得知邓小平同志也来看球了，当这个消息在现场广播后，整个工人体育场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8 万多双手同时挥舞，掌声惊天动地，经久不息。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神采依旧，频频向观众和香港球员招手，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这些双眼湿润的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港人，这就是香港房地产业巨子、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亚洲足球协会执行委员霍英东先生。霍英东一生观看过多少场足球赛，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他从未看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次他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小个子巨人的人格魅力。一个能够受到人民如此爱戴的领袖，必定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创造力。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由邓小平出来掌舵，中国就大有希望，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定大有希望。此情此景，使霍英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站在邓小平的身后像普通观众一样拍红了自己的手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邓小平为什么要选择在有香港队参加的足球赛上与人民见面呢？香港问题在邓小平的心目中究竟占有多大的位置？ 
      霍英东最早见到邓小平是１９６４年的国庆之夜，霍英东作为港澳的知名爱国人士，收到了落款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的请柬，参加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即将结束之时，有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中年人向霍英东走过来，依次同港澳的知名人士握手，这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霍英东还清晰地记得他的问候语：" 欢迎您来北京！" 是慈祥的、温暖的。从邓小平的炯炯眼神中，霍英东看到了一种独有的坚毅、刚强与自信，和邓小平握手，霍英东感觉到很有力量。在之后的几十年，特别是新的历史时期，霍英东感觉到的邓小平的力量就更真切了。 
    在有香港足球队参加的赛场上首次亮相，这也许并无什么特殊的原因。但邓小平对香港情有独钟，始终念念不忘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1980年1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阐述了80年代中国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就提出了香港问题，而且把它与三大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连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英国以前不提香港前途问题，是为了继续占据它；现在受形势所迫，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是为了长期保持对香港的统治权力。香港于英国在外交上有战略价值，" 香港的位置可以加强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岛屿等英联邦国家的联系" ，同时于英国有重大的经济利益。 
    在所谓" 九七大限" 临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 会下金蛋的鹅" 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做出让步，是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公正地讲，麦理浩是一位杰出的总督。他自1971年就任港督以来，就为香港民众做了很多实事。香港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骄人表现，与麦理浩是无法分开的，甚至香港媒体曾称赞他把香港带进了" 麦理浩时代".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邓小平提出"1997 问题" ，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长级官员。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开始密切接触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政府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天赐之良机，想就此让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1997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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